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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国际形势新发展的一个特点
 
来源:     发布日期:2010-04-20

  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转折和大调整时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大变革是国际力量对比1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

  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金融和经济的范围,涉及国际格局、经济全球化、国际秩序、国际机制、国际思潮、新兴经济体、大国关
系、发展模式、文化多样性、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等方方面面。当前国际形势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变革。在大变革中,国际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及发展模式多样化向广深方向发展。

  一、变革之风吹遍全球,引动国际格局“第二次洗牌”

  变革已酝酿多年,积蓄着力量,金融危机成为触发点。变革开始于危机发生的地方。变革的要求其实十分简单,现有的一切维系不下去了。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美国民主党和奥巴马,日本民主党和鸠山由纪夫,就是在美日两国民众要求变革声中上台执政的。欧盟经过多年曲折通过了《里斯本条约》,在危机触动和变革大势下迈入一体化的新阶段。欧盟正在向“另一个超级大国”方向发展,正在动摇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已提出“体制性变革”。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对国际格局多极化产生重大影响。G20在变革声浪中诞生。

  20年前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国际力量对比进行“第一次洗牌”。美国成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但世界并未走向“单极世界”。冷战结束并没有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也不是“共产主义大失败”,更没有进入美国“单极独霸”时代。冷战结束的最重大意义恰恰在于,以强权政治和分割势力范围为核心的雅尔塔国际体系的垮台,从而促使国际力量分化、调整和组合,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原动力,是世界客观形势发展所形成,而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多极化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对客观历史进程的国际认识。

  大危机必然催动国际格局大变动。以危机为动因,国际力量对比和格局正进行“第二次洗牌”。多极化在冷战结束20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10年和后10年两个阶段。后10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比前10年更大的变化。

  在后10年中,多极化内涵发生变化。多极化提出和初始阶段,主要指世界上五大力量,即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不仅五大力量之间发生变化,而且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加强,成为国际格局多极化中的重要因素,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了。

  二、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东西”界限和“南北”界限开始模糊

  现在称为百年未遇的这场危机,有其深刻成因和影响,但不同于上世纪发生的大危机。主要是时代不同了,世界经济总量大大增加了,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成为主导思想和政策。因此,危机引起的变革不是一场激烈的冲突与革命,而是一场缓慢的改良,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进程。

  “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要管很长的历史时期,而这个历史时期又可划分为各个阶段。20年走过了第一阶段,现在已进入第二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当时冷战并未结束。因此,他提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所谓“东西问题”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所谓“南北问题”也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现代国际关系中这两个问题依然存在。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现在的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没有改变,而“和平与发展”的内涵有新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的界限。由于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发展[FS:PAGE],在观察“和平与发展”时,既要考虑“东西”和“南北”的因素和影响,又要不局限于“东西”和“南北”的概念,其中一个考量因素就是全球问题突出起来了。

  三、全球问题日显,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问题日显突出。全球问题突破“东西”与“南北”界限,涉及全人类共同关切的国际课题,同全球和各国和平、安全和发展紧密相连。全球问题的单子越拉越长,有些问题还十分迫切,正成为各种形式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的重要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恐怖主义威胁,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生态环境恶化和气候变暖,矿物资源、能源和水资源短缺,贫困问题和粮食短缺,跨国犯罪和毒品泛滥,严重自然灾害,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等。

  全球气候变暖日益威胁全球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在凝聚这一共识的基础上,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活动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也成为各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这一议题还涉及气候变化对能源、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对贸易、金融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欧洲有“绿色”传统,有比较发达的“绿党”和“绿色”NGO,有起步较早和形成规模的“绿色”产业。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欧盟抓住“绿色”大旗,乘《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之间,提出以“减排”为核心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欧盟率先提出“减排”目标:到2020年相比1990年将减排20%-30%,以此显示其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导作用”,并向其他国家施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尚处在工业化过程中,无法承担同发达国家同等的责任。因此,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并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支持。美国奥巴马政府改变布什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承诺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为1990年的4%左右),美欧在减排目标上差距仍很大。同时其他大国也纷纷提出具体减排目标。中国首次提出减排目标,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单位碳排放”不等同“总体排放”)。中国正采取相应措施变压力为动力,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化结构优化升级。中国将以此为目标,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金融危机的发生同世界经济全球化既有关联又有区别

  美国次贷危机本是影响有限的局部性问题,能如此迅速地发展为全球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后果。金融危机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造成全球经济不均衡、不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性金融投机的负面作用的突出表现。

  但我们对经济全球化不能由于发生金融危机而加以全面否定。经济全球化依然具有两面性,而且积极面是主要的。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的,为世界创造了财富。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在全球化推动下,有连续6年的前所未有的增长。不仅发达国家得到好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好处。新兴经济体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顺应世界潮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和经济主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有了很大加强。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经济依存度增加,提供了共同克服危机的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

  分析这场危机的根源,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即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着手,也可以从分析新自由主义着手。两者并不矛盾。新自由主义是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新自由主义有四面旗帜,即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金融化。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前10年,自由竞争及私有化和市场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发展。中期10年,新自由主义由美国向世界推[FS:PAGE]广,被认为是唯一最好的发展模式。苏联解体有诸多因素,其中新自由主义渗入与发展是原因之一。新自由主义在最近10年中逐步走向顶点,资本金融化使新自由主义走向极点。正所谓“物极必反”,产生这一危机就是必然的了。前几年有人把美国资本主义称为“野蛮资本主义”和“赌场资本主义”。确实如此,金融危机充分显现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寄生性和腐朽性。

  危机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和认识。通过这场危机,“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受到普遍的质疑。人们期待世界经济全球化将朝着更加健康、更加均衡和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

  五、建立“国际新秩序”重新提上国际政治议程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强烈愿望。要求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已成为G20等国际会议的最重要议题。当前讨论重点在国际金融监管和美元地位上。美国的“金融帝国主义”就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同时吸收外国物资,从而提高美国国内消费水平,控制外国资产的所有权。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球注入美元,美国从而享有巨大的金融和经济好处。美国利用美元本位制,将全球经济美元化,全球为美国经济的财政赤字、国际收支赤字融资。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涉及各方利益,因而是一个循序渐进和不断协调的过程。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存在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方面,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而不是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是积极参与,促进改革。发展中国家当前首先需要在塑造国际新秩序中争取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六、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本世纪世界进程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近10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是同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相对削弱同时发生的。新兴大国实力增强使其国际地位和影响相应增强。就是说,国际事务已经不能由几个发达工业国家说了算,它们要求平等参与世界事务讨论和决策的权利,G7、G8的没落和G20的兴起就是这种变化的标记。这将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发生重要影响。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也给现有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处理和协调新兴国家同西方大国的关系。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必然会提出改革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冲击着发达国家掌控的国际机制。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会增加。但另一方面,由于多极化和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利益“相互密切相连”。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既斗争竞争又妥协合作、以协作为主”的新型关系正在形成。那种认为发达国家同新兴大国必然发生激烈冲突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七、“战略伙伴关系”走向机制化,大国之间战略互动关系加强

  由于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化发展,大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进行重新调整,大国关系呈现多面性与复杂性。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已为大国关系的常态,将长期存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领域。

  各种名称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冷战后维护大国关系良好互动的基础。但“战略伙伴关系”可虚可实,缺乏约束性。近年来,大国之间在增加政治互信基础上,使“战略伙伴关系”逐步走向机制化。

  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单边主义”难以为继,虽然其霸权主义战略并未根本改变,但“独霸天下”已无能为力了,已在寻求“多边合作”的路子。国际格局多极[FS:PAGE]化的发展,势必客观需要发展大国之间相互协作又相互制衡的战略互动关系。大国战略地位的变动调整时期,也是大国关系敏感期和调适期。在新的国际格局变动情况下,正在形成新的“三角互动关系”,如美欧中、美中日、中日韩、美欧俄、中日印等等关系。还有新的地区性关系,如亚欧关系、东亚关系、亚太关系等。新兴大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各国都在充分利用这种战略互动关系。

  八、“模式之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文化多样化形成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而世界大变革,特别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使“发展模式”多样化带有许多新的特点。如果把“模式”理解为本国独特道路的话,各国有各国特色的“发展模式”,除传统的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和日本模式外,还应有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中国模式、印度模式、俄罗斯模式、巴西模式、墨西哥模式、韩国模式、南非模式等等。没有一种“模式”可以享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发展模式”多样化的新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的弱点和负面影响。但美国模式不等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美国模式中固有的科技和制度创新,灵活应变能力和实用主义精神依然未变。欧洲模式也不是“没落贵族”,它的社会市场经济,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仍发挥着积极作用。危机之后,这两种发展模式,经过“扬弃”和“修复”将会有新的发展。欧洲一些国家已提出“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用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中国模式”尚处于探索之中。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要善于学习别国好的经验,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吴兴唐/中联部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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